现代性的止痛片——塔罗亚文化的社会学阐释
廉思 吕芃馨
摘要：本文将塔罗喻为 “现代性的止痛片”，探讨其在青年群体中流行的社会心理机制。通过对塔罗师的深度访谈和非参与式观察发现，塔罗具有低门槛（无需复杂知识）、强互动（共创式解读）、缓心情（提供情绪价值）和拟专业（引入心理学）的特点。塔罗无法根治现代性的病灶，但作为现代性自身生成的 “缝合机制”，它的流行提醒我们必须重视现代化转型期青年群体释放的意义需求信号，并给予积极回应。
关键词：现代性；玄学亚文化；塔罗；意义生产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当代社会思潮与青年学生价值观变迁研究”(2024MYB002) 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与专业指导。文责自负。
一、引言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焦虑与迷茫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精神类疾病的高发亦不再被视为个体例外。据 2022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世界上约有八分之一的人患有精神障碍，其中焦虑和抑郁症最为常见①。这一趋势并非仅能用医学解释，更深层的社会根源亟待揭示。事实上，许多社会学者早已敏锐洞察到，现代性不仅重构了社会结构和生活节奏，也深刻扰动了人的情绪系统、自我认知与存在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并非只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同时也是一种深刻改写人与世界、个体与自我关系的文明进程。
韦伯（2019：199）指出，理性化进程消解了传统意义结构，导致 “世界祛魅”。鲍曼（2017：146-147）进一步揭示，液态现代性带来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使个体承受持续的身份漂移与关系断裂。吉登斯（1998：15）提出，在现代社会，自我认同不再被给予，而需要通过反思性实践来主动建构。而贝克（2004：107-108）则强调风险社会将制度性问题重新包装为个体责任，风险承担被私有化。由此可见，随着现代化的演进，个体情绪的紊乱、认同的分裂和意义感的贫乏成为晚期现代性的典型症候，这也促使人们不断寻求新的文化实践，以补偿制度无法回应的精神性缺口。新兴 “玄学” 正是在现代性中生长出来的青年亚文化实践之一②。
近年来，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加，年轻人 “内卷” 的话题持续升温。在这种背景下，新兴玄学作为一种兼具治愈、探索和解答功能的活动受到年轻人的欢迎。根据网易数读 2021 年的调查，30 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有 62.05% 的人曾参与过星座罗盘和塔罗活动③。《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 (2022)》显示，青年网民对新玄学的积极态度从 2021 年的 12.6% 上升到 2022 年的 13.6%，稍显增长趋势④。
作为新兴玄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塔罗在 21 世纪初传入中国，并因其独特的西方 “神秘学” 色彩受到年轻人的关注，逐渐形成稳定的小众文化圈层。塔罗主要由塔罗师和案主两人参与，塔罗师用 78 张塔罗牌跟案主互动，经过洗牌、抽牌和牌阵解读三个环节，解答案主的具体问题，并给出建议。案主是指在塔罗互动中主动提出个人问题、寻求帮助以应对现实生活困扰的个体。近年来，线下塔罗广泛出现在集市、酒吧和文创园区等年轻人密集的场所，线上塔罗则超越时空限制，在网络传播和算法推荐的助力下更受欢迎，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都有较高的点击量。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塔罗话题相关内容的累计播放量已突破 90 亿次。在另一创作型视频平台上，最受欢迎的塔罗师拥有近 150 万关注者，她播放量最高的视频播放次数超 300 万。在某生活方式社交平台上，塔罗标签下有超过 1580 万条讨论。在以理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塔罗的兴起值得我们关注。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作为一种亚文化类型，塔罗为何受到青年欢迎？青年能从塔罗中获得什么？
二、有关占卜的文献综述
从基本功能和使用意图来看，塔罗属于玄学的一种，玄学的早期形态主要表现为占卜（巫术），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经典主题。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马尔库斯・西塞罗（Marcus Cicero）认为占卜是对未来事件的预测，他借对话者昆图斯・西塞罗（Quintus Cicero）提出，占卜可分为两种，一种基于技艺（如鸟占、脏卜），另一种依靠自然（如梦境和自然现象的预兆）（西塞罗，2019：43-47）。占卜的认知基础是斯多葛学派的神意论，即通过预设 “神意” 对世界的绝对主宰，为偶然性赋予宿命论解释，进而建构可知世界的秩序图景。
社会学家涂尔干分析了宗教的原始形态，指出占卜是社会结构和集体信仰的体现，他通过比较研究划清了宗教和巫术的边界，即宗教具有稳定的组织系统与持续性社会纽带，而巫术始终服务于临时性、功利性需求（涂尔干，2011：52-58）。英国人类学家特纳（Victor Turner）在恩登布人仪式研究中发现，占卜开始于 “歹运”（如灾荒、疾病）的出现，占卜师将 “歹运” 归因为巫术导致的连锁反应，借助仪式表演重建社会关系平衡，并将占卜作为发挥控制功能的社会调节器（特纳，2012：492-493）。英国社会学家埃文思 - 普里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通过对阿赞德人的研究指出，巫术被当地人视为一种自然哲学，用来解释人与不幸事件的联系，为随机灾难提供逻辑自洽的因果链（埃文思 - 普里查德，2006：82）。巫术与占卜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在为不幸事件的发生创造解释，它们既是个体趋利避害的心理策略，也是维系社会认知秩序的仪式技术。
占卜在现代社会的应用与 20 世纪西方占星术（astrology）的复兴有关。20 世纪初，西方占星术在科学理性与个体化浪潮下开启了系统性革新。科学社会学家鲍尔（Martin Bauer）和杜兰特（John Durant）分析了现代性与占星术信仰的关系，占星术被视为一种面对现代性危机的潜在补偿机制，在社会转型期为人们提供了心理慰藉，占星术或许正是晚期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Bauer & Durant, 1997: 51-52）。占星术在改革中采用了去传统化的方式，其中美国占星家鲁迪亚尔（Dane Rudhyar）将深度心理学尤其是荣格心理学引入占星术，创造了心理占星术，试图以现代哲学和心理学的视角重塑传统占星学（Campion, 2004: 5）。现代占星术发展为一种动态的、过程导向的实践，强调个人意义的追求与个体的自我发展，逐渐从一种 “命定论” 工具演变为服务于个体发展的实践方式。
社会学家克莱门茨（Paul Clements）探讨了占星术与现代性及自我认同的关系，占星术鼓励个体以传记的方式构建自我认同，提供了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实现的途径，使个体能够在现代性的挑战中找到意义（Clements, 2020）。威利斯（Roy Willis）和库里（Patrick Curry）认为，19 世纪初，随着中产阶级权利的增长，现代占星术应运而生，它更强调个人主义，也更能适应消费主义社会（Willis & Curry, 2004: 51-52）。芬兰学者利尔奎斯特（Outi Lillqvist）和林德曼（Marjaana Lindeman）发现个体对占星术的兴趣与个体经历的危机事件数量呈正相关，占星术通过提供模糊且积极的性格描述，帮助个体增强了对自己某些方面的确定性，构建了一个可预测的概念系统，该系统能为意外事件提供解释（Lillqvist & Lindeman, 1998）。
中国学者较少关注占卜在现代社会的流行，仅有的研究主要围绕两条路径展开：一条路径是探讨占卜为何流行，另一条路径是分析占卜如何治愈。这些研究多从青年群体的焦虑视角切入，探讨占卜流行的社会心理动因。有学者指出，社会变革带来的剧烈变化使个体处于脱嵌状态，时间效率化加剧了焦虑情绪（邢婷婷，2019）。现代性带来的精神内耗、社会转型下青年的生存困境和心理压力也被认为是催生占卜需求的重要因素（潘泽泉，2024）。同时，“乌卡时代”⑤的无序生活和优绩主义的盛行导致了时间异化与身份焦虑（林峰，2023）。风险社会的就业压力和婚恋模式使青年通过占卜来获得信息，进而达到缓解焦虑、代替个人选择的目的（董向慧，2010）。
此外，还有学者讨论了占卜对缓解个体焦虑的作用机制，认为占卜有助于个体理解自身处境，进而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增进对命运的理解（邢婷婷，2024）。也有学者在文章中讨论了占卜的现实作用和意义，以及站在占卜师的角度看待占卜的合理化等问题（李耕，2014；邢婷婷、潘天舒，2017）。另有研究从网络亚文化视角出发，探讨当代青年网络占卜的互动机制（李升等，2025）。虽然现有研究涉及新兴玄学，但未能充分讨论青年与新兴玄学的复杂关系，以及塔罗这一玄学形式为何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从上述文献可知，玄学作为一种解释机制，在不同历史阶段发挥了对不确定事件的意义赋予功能。玄学在演变过程中也开始融合一些科学理论并不断适应现代化的节奏，以迎合人们对安顿精神世界和探索自我的需要。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现代性不仅是一个历史时期或社会形态，而且是一种深刻塑造了人类经验与生活逻辑的文明秩序。它以理性、技术和制度为基础，在对传统世界的持续超越中重构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现代性从来不是一个静态范畴，而是一个充满变化和反思的思想谱系。
（一）现代性理论谱系梳理
韦伯敏锐地捕捉到现代社会中理性化逻辑的双重效应，他通过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来描述现代性的本质。在他看来，现代性并不只是技术和制度的进步，还是一种以形式合理性为主导的文明趋势。这种理性追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效率，但同时剥夺了生活的价值感与意义。资本主义理性秩序在建构的同时也开启了宗教意义的退场。现代制度由此脱离了精神支撑，以形式合理性维系，进而暴露出个体存在的意义问题。如果对盈利和效率的追求到达极致以至于进入一种竞争模式，人们就可能陷入牢笼之中（韦伯，2020：189）。
在韦伯引出 “世界祛除巫魅” 导致个体意义和精神性的缺乏后，吉登斯进一步追问现代性社会的形态发生了何种变化，以及个体如何安置自我，维护自我认同。吉登斯发现，现代性到来的绝对速度、全球性的变迁范围和发展出来的固有特性标志着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在时间、空间与制度层面的深刻断裂（吉登斯，2011：3-5）。同时，个体的自我认同不再由宗教、家庭或阶层直接决定，而是在特定叙事进程中建立，通过持续的反思与叙事建构加以维系，是维护本体安全的前提条件（吉登斯，1998：59-61）。然而，现代社会的不确定因素不断侵蚀这一稳定性，使个体在频繁变化的关系和结构中缺乏本体安全，不能维持稳定的自我认同，难以保持连贯的自我叙事与内在平衡。
在吉登斯的理论中，自我认同的建构成为现代性的重要议题，而在贝克看来，个体正是在充满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风险的社会中被迫不断重塑自己的身份与选择。贝克指出，现代性带来的不安根源于一种深层的结构性威胁。在技术理性主导的体系中，生态危机、就业不稳定和社会断裂等风险不再是偶发的外部问题，而是制度运作的内生产物。个体的存在越发依赖所处环境，而且脱离了自身的掌控，风险冲突也在排斥个体的处置（贝克，2004：160-161）。更重要的是，风险已不再由社会整体承担，而是以个体选择自由的名义被重新私有化，形成了一种个体化的风险承担逻辑，这加剧了社会生活的压力和不确定感。
在贝克关注的制度失效和风险个体化之后，鲍曼转向了更深层的社会形态转变，即现代社会本身已由 “固态” 向 “液态” 转化。社会结构不再以稳定、线性和长期性为特征，而以流动性、不确定性和短期性为核心逻辑。液态现代性像一个 “熔炉”，将一切旧的格局和模式熔化，并重新铸造与形塑（鲍曼，2017：30）。制度安排的持久性不断被削弱，个体脱离了传统的社会 “锚点”，从家庭、职业到信仰系统都变得可更替、可撤销。液态现代性不仅描述了宏观社会秩序的重组过程，而且构成了一种持续塑造个体经验、心理状态和文化行为的深层框架。
相较于上述学者对现代性的制度、身份与风险维度的批判，鲍德里亚则从文化符号维度提供了另一种洞察，他着重分析了人们通过消费获得情感秩序和身份认同的逻辑。在他看来，消费已经不再是满足物质需求的行为，而是一种意义交换和符号生产的过程。在符号逻辑的主导下，个体不再消费实物，而是消费 “社会区隔”“身份标签” 等虚拟价值（鲍德里亚，2014：160）。
近年来，社会学界对现代性逻辑的进一步反思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间结构的异化，另一方面是心理后果的群体化。罗萨（Hartmut Rosa）在社会加速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的制度演化已构成一种由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三者共同作用的、无需外力驱动的自我推动系统（罗萨，2018：38）。这种系统节奏与生命节奏的不匹配导致了广泛的时间焦虑与意义缺失。韩炳哲（Byung-Chul Han）则进一步揭示了 “倦怠社会” 的心理后果，在自由和激励的话语下，个体被塑造成 “自我剥削者”，不断耗尽自身，以完成无穷尽的表现要求，这导致了个体的过度疲劳和倦怠。在这种新型规训结构中，抑郁、焦虑和孤独成为常态化情绪形态（韩炳哲，2019：54）。
现代性理论的展开构成了一幅围绕社会结构变动与个体处境调整的复杂图景。从对理性制度的分析到对流动性、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的揭示，再到对消费文化、社会时间及群体心理状况的深入探讨，这一思想脉络不仅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秩序瓦解与意义重构的过程，而且构筑了理解当代青年亚文化深层逻辑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这一由理性祛魅、结构液化与情绪倦怠共同构成的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不断被剥离出稳定的价值锚点与意义参照物。面对秩序解构和生活不确定的重重压力，人们并未彻底放弃对意义的渴求，反而在制度真空与信仰崩塌之间寻求新的 “意义生产装置”。新兴玄学正是以拟象化、情感化和沉浸式的特点在这一意义断裂的裂缝中重构了个体与世界的解释关系。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主要通过深度访谈和非参与式观察收集资料。由于塔罗具有一定的玄学属性，从业者戒备心较高，笔者难以在短时间内以消费者的身份与他们建立较为深度的信任关系。笔者最终决定以研究者身份入场，通过好友在线上社群中发布 “招募塔罗师做访谈，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人的精神世界” 以及 “社会学学术研究” 等关键信息，以本人报名和熟人介绍的方式，访谈了 30 余位资深塔罗师。通过对接单数量、从业时间和工作方式等条件进行筛选，笔者最终确定对 20 人进行深度访谈，均采用面对面访谈的形式。此外，笔者还以观察员身份旁听了 40 余场塔罗互动过程，详细了解了塔罗师工作的整个流程。
本文的所有受访者在访谈前均已被告知研究背景和资料用途，并在充分知情与自愿的前提下参与访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资料中所涉姓名均为化名。访谈内容经录音转录为逐字稿，文本超过 20 万字。笔者以访谈提纲为基础，并根据具体情况延伸问题。问题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塔罗师的个人经历；第二类是塔罗师的工作机制和观察感受；第三类是塔罗师的社会角色和职业意义。每次访谈时长均在三小时左右。本文从亚文化视角展开对塔罗的探索，不仅涉及对塔罗本身以及青年亚文化的理解，而且涉及对现代性以及更广泛的哲学和社会学探讨，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塔罗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与意义，以及它如何成为青年应对现代性挑战的一种方式。
四、塔罗：一种青年亚文化
研究发现，塔罗凭借低门槛（无需复杂知识）、强互动（共创式解读）、缓心情（提供情绪价值）和拟专业（引入心理学）的特点，将复杂问题分解为可读图像，促成情绪的外化表达与意义再生产。塔罗是一种由青年主动参与并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生成的文化实践形式，具有鲜明的青年亚文化特征。
（一）“低门槛” 映射现代社会文化惯习
低门槛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塔罗的低知识门槛，另一方面是塔罗的低参与门槛。从低知识门槛来看，塔罗师的入行门槛相对较低，许多塔罗师通过自学就可以 “上岗”，无需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长期的实践训练。相较而言，中国传统的命理体系涉及哲学、天文学、地理学和医学等庞杂的知识系统，符号化程度高且较为抽象。而塔罗主要依赖塔罗牌上的图像展开互动，不需要精深的历史文化知识。正如塔罗师瓜瓜所说，“每个人天生就会看画，我有很多朋友没系统学习过塔罗，但他们看牌也很准，因为面对画面，我们有通感和直觉力”（访谈资料 20240810 瓜瓜）。基于图像的塔罗增加了案主的参与度，图像背后的引申含义需要塔罗师和案主共同确定。这不仅摆脱了传统命理学中 “测算 - 告知” 的单向模式，还将抽牌结果转变为塔罗师和案主的双向构建。塔罗师不再是 “高高在上” 地指出案主的希望所在，而是通过互动分析，与案主共同推导结论。这种互动性降低了人们的接受门槛，使塔罗成为一种人人都可参与的 “玄学游戏”。
从低参与门槛来看，相较于传统玄学，塔罗重构了玄学实践的空间与时间秩序。在空间维度上，塔罗摆脱了传统玄学场所（如寺庙、道观等）的束缚，将仪式从严肃的专门场景转移到日常生活现场。这种空间的转变不仅拉近了物理距离，打破了玄学的严肃性，还使塔罗在心理上更容易被人接受。在时间维度上，塔罗提供建议的速度更快、效率更高，省去了传统玄学中复杂的计算以及对个人信息的确认和详细梳理，无需推演案主复杂的命盘并校准关键信息。有塔罗师用 “你说问题，我拿牌解决”（访谈资料 20240811 鸥子）来描述自己的工作方式。塔罗通常只有洗牌、抽牌和解读三个环节，流程简洁明快。除非案主有其他倾诉或情绪陪伴需求，塔罗师一般都能较快完成问题解答工作。此外，塔罗通常只会回答未来三至六个月内的较为具体的问题。相较而言，七政四余、四柱八字和紫微斗数等传统玄学更倾向长期预测，甚至会谈及未来几十年的人生走向。这种长期预测的模糊性较强，对适应现代快节奏生活的青年来说，解决不确定性带来的即时问题则更为迫切。
我们对塔罗的低门槛进行深层次溯源会发现，开放性是塔罗与现代性相契合的一个优势。塔罗并不 “排外”，它不依赖专业术语和知识浓度来维护自己的边界与正当性，反而放弃了部分严肃性，主动模糊边界，出让话语权，允许各种文化、观念和工具的加入。“塔罗 +” 的模式增加了它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使它能够渗入社会的多元文化。塔罗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完成了自身的迭代与进化。
“塔罗的包容性非常强，它和任何东西结合在一起也不会有‘违和感’，我最近就在尝试把塔罗和紫薇结合起来，案主觉得这样好像更可信。”（访谈资料 20241030 CC）
塔罗展现的低门槛反映了社会强流动性影响下的短暂性、扁平化、快速化和碎片化的社会文化惯习。鲍曼认为，这种 “瞬间满足” 式的消费是由 “不稳定性” 造成的，因为缺少长期保障，即地位、权利和生计的连续性与稳定性都充满了不确定，所以人们对短期、快速属性的需要逐渐发展成一种理性策略（鲍曼，2002：196-199）。将短期性投射到社会文化中，就可以理解低门槛对塔罗的流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塔罗工作场景生活化方便人们 “抽完即走”。塔罗文化的轻量性使人们能够轻松进入，迅速适应互动节奏，避免深入参与。塔罗正是当代社会短效参与逻辑的体现，满足了青年在碎片时间完成情绪转移与微型意义建构的需求，这也使得塔罗成为一种高度适配流动社会的轻型文化工具。
（二）“强互动” 帮助个体进行反思性自我构建
吉登斯在晚期现代性中强调自我认同的重要性，本体安全感是维持自我认同的核心机制，即个体对自身存在的延续性、环境的可预测性与生活情境的可理解性的基本信任（吉登斯，1998：59）。当社会结构变得高度流动、意义体系碎片化时，个体更依赖非正式互动中的反馈、确认和象征支持来稳固本体安全感。塔罗通过高度互动性的实践形式回应了个体对自我意义解释和存在合理性的迫切需求，通过协作式叙事及游戏化参与，转向一种基于情境、开放式和协商型的解释共创过程。塔罗师在与案主的互动中不仅完成了信息交换，还促进案主通过互动来重构秩序、梳理冲突，帮助他们重新审视外部环境，增强了他们适应和控制环境的能力。
塔罗的强互动性表现为案主在洗牌、抽牌和解读环节中的全程参与，尤其在解读环节，塔罗师与案主进行交互式解答，共享解释权。“抽完牌之后，我会跟我的案主说我们一起分析这个牌面，如果他有自己的解读或关联到自己的信息，可以和我分享，因为确实会出现一些和他相关的信息，这是以我的经历没法看出来的”（访谈资料 20240907 小飞）。在很多情况下，塔罗师还会询问案主 “在这张牌中你看到了什么？”“你觉得你是这张牌中的哪个角色？”，或寻求确认 “我看到你最近人际关系比较混乱，还有很多竞争关系，是吗？”。双方通过协商和重塑符号的意义，共同掌握对符号的解释权，在互动中确定牌中要素的具体含义，使原本混沌的情绪可被分析。
塔罗为个体提供了从不同心理距离来看待问题的视角，帮助个体回顾自己的决策行为，提升对问题的解释水平。塔罗师的解读一般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对符号的解读。例如，“这是一张星币侍从的逆位，这张牌代表一种初始状态，像一个入门级的新手”（访谈资料 20241019 甄甄）。另一条路径是讨论符号代表的现实困境。例如，“虽然看起来是有收获的，但是你看他（牌中人物）手里拿的东西就会发现，他收获的不多，和预期还差得很远，没达到自己期望的要求。所以对应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就需要继续补足实力，多将耐心放在当下，这才是要努力的方向”（访谈资料 20241019 甄甄）。用解释水平理论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塔罗师与案主以塔罗牌为工具共同梳理问题，通过调整心理距离，对事件、对象和他人进行抽象或具体的认知表征，弥补了 “行为人 - 观察者” 偏差，加深了个体对困境的理解。进一步观察发现，塔罗对行为结果的归因既有高水平解释，也有低水平解释，兼顾了事物的核心特征和表面特征。用塔罗师的话来说就是，“你处在这个状态中，状态背后或许还有一些你自己暂时没有看到，甚至是自己不愿意看到的内容，这些是值得探索的”（访谈资料 20240810 瓜瓜）。因此，抽牌的过程本质上是案主将自己的内心状态和个人境遇投射到牌中的行为，是内在冲突外化为图像的过程，符号投射为后续通过塔罗提供信息确认和反馈奠定了基础。笔者通过访谈发现，一些案主因在生活中缺乏积极反馈和明确的行动指导而感到迷茫，期待塔罗师能提供信息确认，因此塔罗成了一种预设结果、验证假设的过程。
“昨天来看牌的一个客户非常焦虑，她的项目遇到了卡点，抽牌之后看到这个项目马上就能顺利地收尾。然后就从牌里看到她领导对她不满意，是一张国王逆位，紧跟着一张宝剑三。她听到这儿就很焦虑，我补了一张牌，看这个不满意的原因在哪里，一张战车逆位，这就表示问题出在她领导身上，她领导是个完美主义者，对谁都不满意。我就告诉她这不是她的问题，但要一直精进自己，到时候她的内心也会有很大成长，会找到自己的平衡，她听完就释然了很多。”（访谈资料 20241019 甄甄）
访谈发现，不少案主希望在塔罗中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归属感。塔罗师并不直接解读案主的内心，而是通过解读被客体化的符号，为案主提供心理慰藉和决策指导，并表达对案主经历的肯定与理解，助力他们构建连贯的自我叙事。这一过程被转化为意义共创的游戏。78 张塔罗牌组成的图案库让案主有机会在抽牌后主动阐释不同牌面隐藏的意义，尤其在与塔罗师共同确认牌意后，案主更加认同以牌面为原型的个人故事，在此基础上完成个人的短期叙事，进而实现自我意义的构建。案主不是处在给出已有固定信息、一次次被算定和告知的被动地位，而是在互动中逐步被引导进行自身思考，通过对牌意的联想及讲述，参与建构对自身处境的理解与表达，进而在不确定的生活中获得一种象征性的掌控感与心理秩序。
（三）“缓心情” 补偿风险社会的情感缺口
现代社会打开了将制度性风险主观化和个体化的闸门（贝克，2004：167）。在风险社会中，个体不仅要面对外在的风险挑战，而且要处理因外在风险而发生变化的自我及人际关系问题。在此背景下，稳定、可持续的情感支持系统变得越发稀缺。深度情感关系的缺位使个体在面对生活压力、心理波动或情绪困扰时，缺乏可依赖的支持对象。在这种情境下，塔罗不仅承接了传统社会中 “情感他者” 所承担的慰藉和理解功能，而且以一种 “象征性交往” 的形式回应了风险社会中情绪与意义日益个体化的趋势。塔罗提供的情感支持和叙事结构恰恰成为贝克所揭示的 “个体承担风险” 的文化性缓冲机制的一部分。
塔罗师能够为案主提供在其他关系中难以获得的情感支持，进而使塔罗成为负面情绪的集中表达渠道。访谈发现，许多青年并不仅向塔罗师寻求未来行动的答案和建议，还渴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陪伴，获得情感关注与心理补偿。这些青年有探索自我、处理情感关系与排解心理压力的需求，塔罗恰好为他们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来帮助他们应对和适应这些心理困境，通过 “弱关系的情感强功能” 来缓解孤独与焦虑。
“当时我有一个客户在工作上和情感上都特别不顺，那时候焦虑抑郁就比较严重，但她没有意识到需要看心理医生，一直求助于塔罗。她跟我连麦之后，都不用听我说话，就她自己在说。因为实在没有人听她倾诉，她一下班就恨不得赶紧连麦，立即找我。她希望我能告诉她，她什么时候能好起来。”（访谈资料 20240922 悠悠）
对一部分真正有心理援助需求的青年来说，他们没有选择心理咨询而选择寻求塔罗的帮助，一方面是因为塔罗不仅可以及时提供情绪响应，适合生活在高压力环境下的青年进行 “情绪急救”，而且价格相对较低。相较而言，心理咨询不仅周期较长、费用较高，还需要到正规机构预约、等待，程序复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目前无法满足这种即时、碎片化的陪伴需求和心理需要。另一方面，塔罗一般被视为文化娱乐消费，契合青年低压力情感支持的特点，避免了心理咨询中诸如 “抑郁”“障碍”“失调” 等诊断性标签带来的羞耻感和心理压力。在塔罗的解释系统中，塔罗师往往会运用 “能量”“业力”“周期”“状态” 等概念来将创伤叙事合理化，冲淡案主的紧张和焦虑情绪。
“我在做线下塔罗的时候，有很多人一坐下没聊两句就开始哭，我意识到塔罗是个很好的媒介，让人们去打开自己。我没有做任何引导，我只让他们来梳理一下近期发生的事情。到看牌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面对那些他们想逃避的、不愿意看到的东西，这就戳到了他们。”（访谈资料 20241019 甄甄）
塔罗提供了一个匿名且非评判的环境，让案主能够卸下社会互动中的表演负担，表达并探索那些在社会前台被压抑的情感和问题。在这种环境下，他们能够暂时逃离 “社会监控”，获得情感释放与社会支持。塔罗师在互动中会带入自己的情绪感受，有时会倾向于向案主展示事物发展的积极一面，帮助案主走出负面情绪。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塔罗师并非持有 “命定论” 的观点，他们经常向案主强调个人努力的重要性，给出针对负面事件的应对措施和信心，激发案主的内在动力。塔罗师通过塔罗牌将人生转化为可被叙事但不固定的命运轨迹，将 “能量” 作为 “行为 - 结果” 的中介变量，鼓励案主靠调节自身状态，积极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我和他们（案主）是益友，是能给他们建议的朋友。以前抽牌的案主见我之后还会给我讲他们现在的情况。我想做他们人生的见证者，所以我在这段关系里是他们的陪伴者。”（访谈资料 20240811 鸥子）
“我觉得我是个传信者，带他们（案主）看到他们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我还是一个托举者，长期来讲也是一个陪伴者，在岔路口还会想要不要推他们一把。”（访谈资料 20240810 瓜瓜）
很多案主都有相对固定的塔罗师，经常会就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困惑询问塔罗师意见，塔罗师和案主建立了一种互相陪伴和共同成长的情绪支持系统。塔罗师在帮助案主重获对生活掌控感的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收获了职业认同和价值满足。例如，塔罗师小飞认为，“塔罗师就是在不断和案主沟通中成长起来的。我在疗愈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受到了疗愈”（访谈资料 20240907 小飞）。不少塔罗师和案主建立了长期良好的私人关系，而且他们对关系的维持也并非完全出于以促进消费为目的的情感劳动。例如，塔罗师林林说，“有许多通过塔罗认识的朋友在很焦虑的时候来找我看牌，我都不会马上让他抽牌，我会先让他给我梳理一遍问题，问题梳理完我就能看到这个问题的根在哪里，我逐步给他建议就好”（访谈资料 20241129 林林）。塔罗与案主的这种深度关系反映了当代青年在大量浅层关系和快节奏交往中依然保有对稳定联结与情感理解的朴素渴望。
在塔罗师看来，能对案主情况进行准确分析是职业成长的第一阶段。能够通过塔罗帮助案主规避风险、应对负面事件和发挥塔罗的 “有用性” 是第二阶段。通过塔罗让案主相信自己有应对危机的能力，帮助案主妥善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缓解焦虑，进而获得共同成长，则是塔罗师追求的第三阶段。对塔罗师来说，虽然这一职业的准入门槛较低，还没有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甚至有些 “鱼龙混杂”，但他们仍会主动赋予自己社会责任，他们认为自己并非从事迷信活动，而是在传递社会 “正念” 的力量。
（四）“拟专业” 提供消费逻辑下的信任感补位
笔者在持续观察塔罗师的工作过程后发现，塔罗师不仅履行倾听者和陪伴者的职能，而且承担了类似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他们在处理案主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时，不自觉地采用了类似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的心理治疗模式。但是，当我们询问塔罗师是否在解读过程中运用心理学工具时，只有 1 位塔罗师给出了肯定性答复。我们访谈的 20 名塔罗师均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心理学教育，只有 5 位自学过心理学相关理论，其余 15 位只是了解一些心理学的浅显常识和一般概念。塔罗师在互动过程中对心理学的运用，主要基于对以往个人经验的总结。因此，笔者将塔罗师的专业性称为 “拟专业”，即这种专业性并不是基于规范的学科训练，而是出于经验本能。例如，塔罗师会引导案主转变对事件的认知视角，调整注意力分配，减少自我贬低，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态度以应对各种事件，将案主的注意力转移到关注当下的人、事、物，并从多领域探索生活的乐趣与生命的意义。这些策略与心理学中的接纳与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理性情绪行为疗法（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等工作方式类似。
“来找我的人大部分都很焦虑、迷茫，总是在指责自己。我更多是想引导大家去接纳自己，尊重自己的选择。有的时候会带他们深挖这种情绪来源，那就继续聊他们的家庭、成长环境和经历过的一些重大事情。”（访谈资料 20250306 夏果）
塔罗师希望改变案主用评判的眼光审视自己处境的心理状态，使他们跳出 “沉浸在对过去的审视和对未来的恐惧” 这种紧张情绪，形成一个接纳与包容的心态，并以正向、积极的态度应对事态发展，将每次挑战视为未完成的人生课题。此外，还有塔罗师通过案主的负面事件深入挖掘人的内在需求以发现困境的本质，这类似于心理学中 “冰山理论” 和 “家族树” 的辅助治疗模式。塔罗师一旦明晰案主的真实需要，就可以帮助案主达到 “探索自我” 的目的，也可以提出更 “釜底抽薪” 的建议。在塔罗师看来，塔罗牌的含义并无好坏之分，而是中性的，只负责呈现场景和状态。
“我不会告诉案主什么样的选择叫好的选择，我会引导他们接纳自己的角色。很有趣的一点在于，当他们真正接纳自己的那一刻，他们也就能从自己的痛苦中离开了。”（访谈资料 20240907 小飞）
现代社会中加速的生活节奏、技术革新导致的工作变动、社交媒体带来的信息过载以及个体孤独感的增加都可能加重青年的失控感。这种失控感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年将注意力集中在未完成、未获得和未发生的事情上，进而忽略了当前应关注和已拥有的事物。因此，塔罗师提供的顺应当下、接纳包容以及跳出情境观察自己心态转变的策略，更像是低阶版的心理治疗，也是帮助青年应对过度紧张心理状态的一种对策。更值得品味的是，“拟专业” 不仅是对心理工具的借用，而且是消费文化对服务的塑造升级。
鲍德里亚发现，社会出现了一种新消费，即对人际关系、团结、相互性以及服务形式标准化的社会参与的消费，这种消费产生于社会关系紧张的个体。鲍德里亚强调，人际关系的丧失是我们社会的基本事实（鲍德里亚，2014：158）。塔罗带着消费社会的良好特质 —— 私人定制、顾客至上，以强互动的形式提供个体化的服务，展现了消费逻辑主导下的生活方式。这些特质使塔罗成为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定制化心理服务。
综合而言，塔罗是现代社会迭代出的、符合青年情感需要的玄学亚文化，它为青年创设了一个在宽松的氛围里快速获得行动建议和问题答案的情景，成为现代化意义下具备上述特征的新兴玄学。塔罗向个体提供信息和确认，缓解焦虑，增强控制感，并向青年提供情绪价值，给予社会支持。塔罗逐渐演变为基于现代心理学的玄学形式，亦成为人们在现代性负面效应中的自我保护工具。
五、塔罗、疼痛与现代性：止痛片隐喻的社会学深描
结合现代性理论，我们认为塔罗并非偶然具备上述特征，而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吸纳、回应乃至内化现代性的结果。它通过形塑自身的实践，嵌入了现代社会的意义生产之中，进而不断扩大自身的文化影响力与社会渗入程度。
（一）塔罗能提供什么
在现代社会语境中，疼痛早已超出肉体范畴，演变为一种内在的、结构性的心理经验：它是意义断裂之后的茫然，是关系崩解之后的孤独，是必须自由所带来的不安，是持续选择中生成的疲惫。
“塔罗牌不需要‘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像发药就发止痛片一样。塔罗对于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很简单，止痛效果很好，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任何问题，只是止痛了，快速止痛。”（访谈资料 20240811 鸥子）
塔罗被比喻为 “止痛片”，正是因为它进入了这一现代性症候之中，成为一种文化性应对机制。而现代性之所以制造疼痛，是因为它是一种将传统生活世界系统性拆解的过程。从神圣到世俗、从共同体到个体、从仪式到效率，现代社会以理性为导向的逻辑持续重写社会，也持续将个体从原有的意义秩序中剥离。在传统生活世界中，那些关于命运的终极解释、关于存在的稳定承诺、关于关系的仪式保障逐渐被抽象的制度、流动的身份和可替换的关系取代。在此过程中，个体看似获得了解放，实则失去了可依赖的意义支点。疼痛正是从这种 “被解除锚定” 的状态中生发出来的。
这种疼痛感并非偶发的社会摩擦，而是现代秩序的产物。现代社会承诺了选择自由，却将决定的责任完全归于个体；提供了速度和效率，却以碎片化的时间节奏掏空了连续性的生命体验；它用制度治理了风险，却将风险的后果个体化。这种内在的冲突使现代人生活在一种 “必须自由而又无法承受自由” 的情境之中。
正是在此背景下，塔罗作为一种亚文化实践得以传播，它并不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正如止痛片无法治疗疾病本身，但它确实为焦虑的个体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表达框架，使那些无法诉诸法律、制度和科学的问题，得以通过图像、隐喻与仪式性互动被表达、被命名、被暂时安放。
进而言之，塔罗还承担了一种重要的解释机制功能。在传统社会中，个体的生活轨迹往往嵌入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中。家族传承、宗教信仰、职业道德与国家意识形态等构成一整套解释机制的 “稳定共同体”，个体可以从中找到对命运的解读、对苦难的说法和对生活的理解。“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人各有命，富贵在天”，这些语句不仅是文化产物，更是个体在面对逆境时的心理支架与精神资源。
然而，现代性颠覆了这套解释机制。在市场逻辑、科技变迁和全球风险的冲击下，传统社会的制度与权威被重组甚至解构，个体和生活的因果链条变得难以辨识。父辈的经验不再适用，书本的知识不再可靠，主流叙事无法回应生活的切身困惑，个体逐渐失去 “我为何如此”“我为何不成” 的解释机制。这意味着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高风险社会，而且是一个 “解释匮乏的社会”，缺乏足以支撑个体叙述自身的话语系统。
正是在这一意义断裂、语言失效的情境下，塔罗被激活为一种替代性的解释机制。它通过图像化、象征化的叙事结构，不依赖宏大叙事，却能为个体提供 “私人语法”。塔罗不是为了揭示终极真理，而是协助个体重组自己生活事件的感知顺序，让原本模糊、压抑、无名的体验得以被转化为可叙述、可定位的象征语言。塔罗帮助个体 “讲一个自己还能相信的故事”，哪怕故事本身无法检验、逻辑模糊，却在讲述过程中生成了意义。塔罗用 “宇宙”“能量” 和 “命运” 这些未经证伪的词汇，为现实赋予了一丝可被理解的神秘。
由此可知，塔罗的止痛功能并非简单的安慰剂，而是一种文化心理机制。它在现代性制造的疼痛中开辟了一条可以停泊情绪的港湾。在一个所有决定都需独自承担与负责的世界里，塔罗唤起了一种 “我不是独自一人” 的想象，并恢复了一种近似 “仪式性关怀” 的交往体验。这种 “缝合” 虽浅，但意义深远，它触碰了现代性无法解决的基本命题，即当意义、关系与存在本身都成为个体工程时，我们该如何维持内在的充盈感和社会的完整性。
塔罗的流行不是现代性的对立物，而是现代性自身生成的一种 “缝合机制”。塔罗之所以能够流行，恰恰是因为它并不反现代性，也不脱离现代性，而是以一种与现代性高度兼容的方式为个体提供一种最小化的确定性与情感连接。塔罗无法根治现代性的病灶，但它在无数失眠的夜晚、困惑的街头、被拒的瞬间为个体点燃了一盏意义的微光。
（二）现代性与青年发展
在现代社会，个体处于持续变化的社会流动中，传统身份认同和制度性承诺已失去稳定支撑，个体必须在碎片化的信息与体验中不断寻找新的定位。塔罗在现代性语境下既是一种情绪缓冲策略，也是一种意义再生产机制。它揭示了当代青年在流动、风险和脱嵌并存的社会环境中，对即时、可操作且非评判性解释系统的迫切需求。这种需求促进了新兴玄学和疗愈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塔罗星盘到正念冥想，从心理沙龙到国学研修，青年通过多种方式寻求精神世界的成长与自我关怀。
而青年之所以会成为玄学亚文化的受众，主要是因为青年是受现代性冲击最剧烈的人生阶段。青年阶段本身就处于身份建构和社会融入的临界点，既缺乏制度性的 “保护壳”，又面临价值取向、职业发展、人际关系等多重选择压力。当现代性带来的加速变化、不确定与意义解构叠加而至时，青年首当其冲地承受了这种时代性脱嵌的剧烈震荡。
一方面，青年是现代化进程的承担者，始终处于教育制度、劳动市场和数字经济等现代化影响最深领域的 “第一现场”。他们必须不断适应制度更新带来的生存挑战，却又往往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本去应对风险，这导致他们在过早进入 “成人世界” 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青年亦是自我认同最不稳定的阶段，在个体化与社会流动的双面夹击下，他们被迫在信息高度碎片化、社会期待高度多元化的环境中拼凑出一个 “完整的自我”，而缺乏足够稳定的价值锚点与情感支持系统。
此外，青年阶段尤为凸显的问题是对 “解释匮乏” 的焦虑。因为青年既没有经历传统社会的稳定期，也尚未构建新的意义框架。当努力不再等于成功、顺从不再意味着安全、教育无法保证阶层跃升时，青年面临的不仅是生计风险，更是对生活 “说法” 的失落。因此，对青年来说，现代社会不只是一个 “高风险社会”，更是一个 “失语的社会”，即旧的话语不能再解释新问题，新的话语又尚未生成。
正因如此，塔罗才得以迅速进入青年的日常生活之中，帮助青年在风险社会中寻找生存意义并获得临时性的本体安全感。塔罗在微观互动中重建了 “安全的象征场域”，为个体提供了即时可操作的认知框架。通过抽牌、共读符号和生成故事，塔罗使个人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得以短暂驻足，进而减弱了因未来不可知性带来的焦虑。
然而，塔罗作为现代性产生的缝合机制，其局限和风险亦不可忽视。一方面，塔罗可能强化个体对即时答案与快速缓解疼痛的依赖，忽略系统性问题的根本解决。另一方面，塔罗在提升可达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失真和解释过度主观化的风险。任何关于青年成长的有效回应都不能止步于情绪抚慰层面，而必须正视现代性带来的意义危机，引导青年穿越焦虑和纠结，回归实际行动，重建与世界的连接。毕竟，对生命真实的掌控感还是应当在实践中获得。若想从根本上解决思想病痛，青年需从 “案主” 转换为 “实践者”，成为建设意义上的自觉主体，在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和伦理框架中获得持续的自我发展与社会参与能力。青年应该认识到，打开未来大门的钥匙终归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塔罗的流行映射了现代社会的自反性 —— 人们创造出的事物成为他们烦恼和困惑的根源，塔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作为现代性的止痛片，塔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青年的焦虑，给出了未来行动的建议，但塔罗终归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它能 “止痛”，却不 “治病”，无法赋予青年真正的意义感。塔罗的流行提醒我们，面对现代化转型期青年群体释放的意义需求信号，我们必须给予积极回应。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思想意识形态并不会自发地从青年群体的常识性认知中生成，要坚持 “倾听 - 理解 - 反思 - 塑造” 的路径，引导青年在复杂的社会存在语境中科学地认识自我与世界，并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构建丰富且具有深度的精神世界。
注释
① 世界卫生组织，2022，《世界精神卫生报告：向所有人享有精神卫生服务转型》，6 月 16 日（https: // www.who.int/zh /publications/i /item/ 9789240050860），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3 月 14 日。
② 本文所指的玄学并非魏晋时期的哲学流派，而是指当代社会中一种基于非理性象征系统的意义解释机制，广泛存在于如塔罗、星座和八字测算等超验亚文化实践之中。
③ 网易数读，2021，《中国人最爱的算命项目，星座和塔罗牌输给了它》，3 月 5 日（https: // m.thepaper.cn /baijiahao_ 11568681），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3 月 24 日。
④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2023，《〈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 (2022)〉重磅发布！》，4 月 26 日（https: // fddi.fudan.edu.cn / 79 /d1 /c18985a489937 /page.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3 月 24 日。
⑤ 乌卡时代（VUCA）是一个描述社会环境的概念，由易变性（volatile）、不确定性（uncertain）、复杂性（complex）和模糊性（ambiguous）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组成。这个概念在 20 世纪末冷战结束后被提出，用以刻画国际局势的动荡、不确定、复杂且模糊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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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青年研究》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