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旨、何谓与何为："第二个结合"的认识飞跃与创新发展

董浩然

[摘要]“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高度契合性。从时代价值来看，二者的融合弥合了思想分野，夯实了新征程上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的思想根基，构筑了全面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根基和文化土壤。从生成逻辑来看，二者的融合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脉络，也集中呈现了思想的内在契合性与时代课题的现实指向性。从创新发展向度来看，基于立足基本国情、把握时代脉搏、拓宽全球视野3个维度，在“第二个结合”中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逻辑机理；创新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1]18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事关中国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重大课题。能否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能否找到二者结合的最佳方式与途径，实现二者融合创新发展，关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意识形态安全、关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与成效、更关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一、“何旨”：“第二个结合”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传承的战略高度，就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任何科学的理论和制度，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实现本土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鲜明旗帜，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命脉滋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互为需要、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实现二者的当代融通，是对二者的互相成就，是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未来的不二选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间的思想分野

关于二者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就备受关注。在经济全球化扩张与中国社会转型所构成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性质、功能、发展趋势等问题，学界进行了长期、激烈的争论。归纳以往的学术观点，大致包括对立冲突论、适度共存论、融合新生论、二维协同论等几种认识。所谓对立冲突，主要是关于二者何为正统意识形态的讨论研究，意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对立、互不相融的情况；所谓适度共存，主要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传统文化价值功能的讨论研究，意在有限度地承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从中寻找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所用的有效内容；所谓融合新生，主要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讨论研究，意在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似性或相通性；所谓二维协同，主要是关于繁荣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加强马克思主义建设的关系和价值的讨论研究，意在立足二者各自独特功能，直指当代中国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需要，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意识形态功能，也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若不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难以实现中国化、大众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若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扬弃自身，也难以实现现代化。二者必须要互相融合、共同发展，以创新、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以现代、进步的眼光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终使融合的二者成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文化新形态，最终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有助于更好地弥合二者之间的思想分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为我们面向未来、笃定前行的重要精神依托。

（二）夯实了新征程上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的思想根基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2]12文化自信作为具有时代性的命题，是一个民族对其文化精神清醒的自觉、坚定的认同、执着的追求和传承的创新。文化自信不仅代表着鲜明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政治立场，也代表着反对近代以来由于列强入侵、中国暂时落后于西方带来的文化自卑，是中华民族生机勃勃民族生命力的重要体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产生于农业社会，但其优秀基因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价值，经过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完全可以成为有助于国家建设和个人修养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保持生命力的精神支柱、保持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基因和密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3]文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必须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人们精神文化需要相契合。文化自信绝不是文化自大，更不是拒绝文化交流，而是包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中华文化的发展前途从属于中国革命，也正是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华文化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是科学的理论，是符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需要，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理论，其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并孕育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历史与人民的必然选择。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正确走向，以马克思主义为参照对传统文化进行去芜存菁，综合运用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并重、显性宣传与隐性融入互补、时代观照与实践养成相统一等方式方法，建立和发展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先进文化，既可以推进中华文化自信的重建，也夯实了中华文化自信的根本和基础。因此，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有助于奠定新时代新征程上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的心理基石，自信于道路是正确的、理论是科学的、文化是先进的、前途是光明的，从而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三）构筑了全面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根基和文化土壤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4]10现代文明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既往的文明积累与现实的重新创造相融合的结果。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脱胎于人类文明的具体样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演进脉络相协调，是建立在二者融合过程中，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实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的重大理论创新。

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一次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世界意义的“术语革命”，助推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发展进程，熔铸了新时代的精神特质，铸就了“文化的活的灵魂”^[5]220。其不仅遵循和彰显了中华文明历史逻辑、现代化发展逻辑和共产主义运动逻辑，也为马克思主义这一世界理想主义的思想体系获得民族文化支持提供了范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成果，不仅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也为全面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这些基本原理、思维方式是普遍适用的，它的理论品质、理论特性超越了历史、地理的限制，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特别是在价值追求维度、创新发展维度、科学真理维度、开放包容维度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高度的契合性，存在许多共同特征。要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的信心，以科学的态度厘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使其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独特的民族符号和基因，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不仅为全面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文化土壤，还能够在文化多元的世界中与其他优秀文明成果和平共处、联手发展，以科学的态度、开放的胸怀维护了世界文明多样性。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当今世界各种文化交锋、交流、交融，只有摒弃将某一民族的精神信仰、文化观念视为“普世价值”的荒诞逻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守固有的文化本根，保持“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自信，才能在世界文化大潮中成为意气风发的引领者。因此，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有助于构筑全面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根基和文化土壤，实现客观物质世界的活动与履行主观世界的活动在更高层次上的协调发展，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书写绚彩的中华文化新篇章。

二、“何谓”：“第二个结合”的生成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18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前者为后者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营造了政治条件和实践可能，而后者也为前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智慧、精神力量和话语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只有发掘二者间的历史脉络、内在契合点、外在互构点，才能满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需要和各自文化使命。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历史脉络

要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首先要将其放到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跌宕历史中去考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相结合而不断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融合和发展的历史。在中国现代文化的重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秉持守护民族记忆、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既有认同与继承，又有鉴别、改造、优化与整合，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待民族文化的科学态度，为二者的融合发展作出不懈努力。

自19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顺势开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代嬗变的需要、新启蒙运动的推动以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驱使，成为其孕育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无不在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研究和探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问题。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534的重大论断，成为在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范例。他强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6]533在毛泽东的代表性著作中，中国古籍内蕴的成语典故俯拾皆是，其对中国文化的熟识和热爱程度可见一斑。毛泽东思想更是深受中国文化的滋养和熏陶，开创了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新文体，成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先导。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以辩证否定的态度理性对待传统文化，提出“继承、纠正、批判、发展”^[7]的八字方针，主张在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善于借鉴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展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譬如，“小康社会”的提出便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礼记·礼运》中“小康”^[8]112概念的古为今用，既突破了古代小康思想的狭隘性、改变了其空想性质，又赋予传统小康思想以现代意义，生动形象地表明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在当时起到了极大的动员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1]6。中国共产党不仅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还提出契合文化发展规律和当代实践需要的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9]新命题，指明了传统文化的新前景、新方向，将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习近平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10]12他不仅善于运用古老的中国传统智慧审视中国现代所面对的治国理政问题，也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譬如，将“民为邦本”^[11]70的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相结合构成了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将“德主刑辅”的国家治理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思想相结合构成了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将“选贤与能”^[8]110的用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才观相结合构成了治国理政的用人原则，将“协和万邦”^[11]3的天下观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构成了治国理政的外交准则等。质言之，通过持续挖掘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传统韵味的治国理政思想与修身立德主张，构建起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执政话语体系，极大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仅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故纸堆里跃然眼前，形成了更加贴近人民生活，更加适合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推进中华文化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契合点

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地位和理论层级上代表着近代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其源出的文化背景、反映的时代精神、立基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蕴含的阶级属性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尽相同，但二者在理想社会形态、社会治理观念、整体思维范式和内在鲜明特质上的契合性，为二者的对接和融合提供了可能，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纽带。

第一，理想社会形态相契。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在整体上反映着中华儿女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形成的为人处世独有的理论认知和思维方式。“大同”世界是历代先贤所设想的社会理想形态，是近代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努力追求的目标，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揭竿而起”开展反封建斗争、变革社会的有力思想武器。尽管“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相隔数千年，但二者都是为了解决现实世界弊端而提出的理想社会模式。一方面，两种理想社会都强调“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是大同理想的根本要求，代表着整个社会秩序井然，即“谋闭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8]110的理想社会。而马克思主义也曾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彻底废除私有制，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2]421。另一方面，两种理想社会都强调“按需分配”。在大同世界里，无论是哪个年龄阶段的群体，都会得到适合的社会服务和生活资料，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8]110。而在马克思主义畅想的人类最崇高的理想社会的完美图景中，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转变为社会需要后，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3]365。

第二，社会治理观念相近。社会治理的发展理念是由伴随社会发展历史进程而来的时代问题所决定的，也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遵循。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主义在不同层面表现出对人的高度重视。社会的发展最终是要消解矛盾，建立一种使人真正成为“人”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使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把“人”从金钱和财富的压迫、奴役中解放出来。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也提出了“重民、爱民、富民、利民、教民”等一系列思想观点，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观念主要用来服务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但也都表现出对人民大众的关注和重视。中国古代历来强调造福大众、德济百姓，主张君子要有“乐以天下，忧以天下”^[14]32的社会责任感，在重视人的历史地位、强调人的价值主体作用上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存在共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伦理道德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崇德意识在不同层面表现出对德行的重视。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全人类解放，这本身就代表一种崇高的救世情怀。崇德意识在我国出现的很早，“为政以德”也是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鲜明特质。孔子曾以北极星来比喻德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5]11古人常常将崇德与修身相联系，主张厚德载物、人人正己，这也与马克思主义的伦理道德思想不谋而合。此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在不同层面表现出了对自然的重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人的发展始终受到其所处的自然界的制约。^[16]38-39而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在主张人的言行应当顺应天意中充分肯定了自然与人的精神的统一。

第三，整体思维范式相通。在中华文明5000余年发展历程中，思维方式始终浸润于中华儿女人生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命追求、人格修养、情感样式。早在殷商时期，原始的阴阳说、五行说已经诞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朴素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华民族接受唯物史观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一方面，唯物史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伟大变革，是在对黑格尔思辨哲学进行扬弃、引入实践范畴后形成的核心成果。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蕴含着唯物史观的闪光点。譬如“仓廪实而知礼节”^[17]2，“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15]241，“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18]122等观点。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朴素辩证法的精神，其辩证法思想不以自然事物为研究重点，不以抽象独立的形式存在，而是以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的形式展现出来，其强调联系地、发展地看问题，从整体、系统上把握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对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求十分一致。虽然这种辩证法思想是朴素、自发的，还不具备严密的科学形态，但也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提供了肥沃的思想土壤。此外，实践性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的重要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品质，倡导“行胜于言”，主张“读万卷书”的同时也要“行万里路”。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一种生活文化，不以外在堆砌的抽象理论而存在，而是将其真谛显现在生活实践过程中，不离开现实世界却又超越现实世界。

第四，内在鲜明特质相同。中华文化是具有极强包容力、传承力的内聚式文化，在多种文化并存、相互冲击的条件下能够以包容的姿态积极汲取其他文化的先进之处，将外来文化内聚于中华文化的大系统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可能。而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于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东西方思想交汇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吸收和改造人类文化和思想发展史上一切有价值元素而创立的现代文明的集大成者，同样具有开放包容的鲜明特质。正因为二者具有相同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完美结合并得以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呈现，迸发出思想光芒，为民族复兴大业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集聚无穷力量。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现实指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承载着繁荣民族文化、建设文化强国的伟大使命，也对当今时代整合和发展民族文化、增强世界文化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贯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最复杂、最艰难的变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习近平强调，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9]。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是大势所趋，是民族复兴的现实要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文化自身存续发展的题中之义。历史地看，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在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长的过程中，这种农业社会的观念文化越来越表现出与现代性不相协调的特征，因而其历史性跌落不可避免，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提升超越也势在必然。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旨在通过改造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原有的价值体系能够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这种转化并不是在全盘否定传统中进行的，而是在与传统有效衔接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的呈现形式，使之获得新的意义而复苏。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是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在事物量变与质变的对立统一关系中，以前进上升为目标趋向，使传统文化以鲜活的生命力有机融入现代社会形态中，彰显“以文化人”的本真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发展与飞跃，都以中国的现代化为着眼点，注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谐共生。换言之，二者融合不仅形成了中国社会新型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这种转型既是抵制文化全球化、同质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中华民族文化特质性、认同性的重要保证。

一以贯之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9]3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内涵丰富的思想运动过程，具有自身的演进逻辑和发展脉络。译介与传播、吸收与内化、融合与再生、突破与创新，分别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逻辑前提、理论起点、关键环节和必然结果，构成了其在历时态上的纵向展开。所谓突破与创新，就是沿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不断实现思想解放，推动实践和理论上的再创造，共时性地推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0]56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由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而展开的动态过程，至今仍然处于不断展开的“进行时”而非“完成时”状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决定其不会把自身理论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来切割实践，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推进其自身创造性发展，实现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

三、“何为”：新征程上以“第二个结合”实现文化主体性巩固的实践向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的带领和推动下，中华文化的“一池春水”得到了充分活化。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习近平强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1]1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基本路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重实际、实践、实用、实效层面，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注重精神、思想、理念、理论层面。新征程上，要将通古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相互补充、相互支撑，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一）立足基本国情，坚持问题导向为创新发展的根本原则

立足基本国情是二者结合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首要前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汲取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结合不同时期的世情国情党情，不断进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结果，其根植于中国大地、继承中国文明、聚焦中国问题、反映中国逻辑。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6]633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不仅要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把握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还要坚持自信自立、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第一，坚持自信自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心骨。中国近百年间历经劫难而发展壮大，没有教科书和现成答案，靠的是蓬勃的生命力和不屈的精神，靠的是坚持自信自立这一重要法宝。面对新时代“赶考”的重大课题，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应该包含4层逻辑递进关系，即政治自立、经济自强、文化自信和精神自主。要增强破浪前进的信心和力量，增添战胜风险挑战的智慧和能力，“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1]19。第二，坚持问题导向，把握解决实际问题的突破口。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突出问题导向是科学实践观的现实前提，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以重大问题为导向，增强问题意识，坚持实事求是，聚焦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积极提供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1]20。第三，坚持系统观念，掌握驾驭复杂局面的“金钥匙”。方法论是思维方式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是方法论的具体运用。要创造性发挥二者优势，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运用创造性地提升到新境界。

（二）把握时代脉搏，赋予“第二个结合”时代化的理论旨趣

定位时代经纬、把握时代脉搏，以广阔的视野审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是二者相结合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必然要求。一个政党要想站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创新。当今时代作为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文化和经济、政治等相互交融，不仅更加需要建构起助推民族前行的精神大厦，也要为理论创新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时间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21]23近代中国的实践证明，要实现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需要以创新和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加强理论创新，使之伴随时代的变化不断发展，还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守正创新。第一，坚持人民至上，“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1]19。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社会改革和创造的主体。无论是社会发展实践中的顶层设计，还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都需要了解人民群众的境遇和期待，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精神的向往和期待，才能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第二，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1]20。任何理论创新除却要结合当代生动发展的实践创新外，还必须从其历史传统中汲取丰富的养分。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土文化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才能永葆其持久生命力，才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源泉，才能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立足当代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以当代人的眼光和观点来创造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和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价值理念进行发掘，创造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新概念和新范式。

（三）拓宽全球视野，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原创性贡献

拓宽全球视野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必要条件。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持续开展理论创新成果的集成，其理论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社会，更在于作出原创性、世界性的理论贡献。中国理论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践基础上开创的成果，也体现了全球视野和人类关怀，从全球治理领域出发、为破解人类面临的发展难题贡献着中国方案。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2]539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政党，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能够摒弃一党之私，具有崇高理想和宽广胸襟。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是在弱肉强食、以邻为壑中掠夺，还是在求同存异、共生共荣中实现共赢式发展，中国共产党已然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从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出发，构建独立于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之外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制度体系、战略体系，不仅向世界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中国崩溃论”的崩溃，也以独特的思想魅力为世界提供了解决人类社会更好发展的中国方案。从毛泽东的“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23]119到习近平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11，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胸怀天下的崇高情怀，日益成长为推动全球变革、提升全球治理水平和加快全球发展的引领者。发展周边睦邻友好关系、倡导新型国际关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都是中国共产党关心人类命运、胸怀天下的有力见证，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基础。面向未来，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是一项持续性的、常态化的过程，只有秉持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更好地为世界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为人类的最终解放创造条件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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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礼记·孝经[M]. 胡平生,陈美兰,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7.

[9]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人民日报,2023-10-09.

[10]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1] 张馨编.尚书[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4] 金良年撰. 孟子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5]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7] 管子[M].李山,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18] 墨子[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19]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 年版)[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 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3] 臧克家主编. 毛泽东诗词鉴赏[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转自《思想教育研究》2025年第5期）